让人无法理解的逻辑（二）

　　一八三二年前后，日本着名学者佐藤信渊设计了占领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后大举南下占领整个中国的军事计划，100年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并发动了一场侵华战争，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日军既然惊人的按照佐藤信渊设计的路线，先东北、再华北，再东南，再南京……那么在2032年前后，日军会不会再次采取同样的路线，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当时他们用的名词是：直入、进入、补偿、改组、进取，补偿论、日中连带论等种种理论层出不穷，但无论使用什么样的字眼，都改变不了侵略的本质与事实。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美化侵略的理论和词语外，还有新的理论和名词，目的就是肢解中国并占领之，逻辑也在与时俱进，常改常新。接着上文，让我们一起继续梳理。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内阁参事官德富苏峰发表了《大日本扩张论》。不但狂热地吹捧日本正在进行的战争是“开国五十年来所淤积之磅礴活力的发泄”；而且毫不掩饰地声称日本对华作战的根本原因是：如果不征服中国，在自己狭窄的国土上，日本就只能人住在人的上面了：

　　时至今日，就像住一间房子里的两个人一样。在贫穷的国土上，每年增加四十万人口，照此计算，这样不断积累的话，人就只能住在人上面了······我国向世界各地扩展人口之时，成为阻得之大数的不是白色人神，而是zhina人种。据我所想，我国将来的历史，是日本国民在世界各国建设新故乡的扩张史。如果我们日本能够战胜土地是我们十五倍、人口是我们的十倍的大清国，不仅可以扬祖宗之名，留名于子孙，面向世界，永远立步，还可以增强我们站稳世界的自信心。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在世界上建设扩张性的日本而战，还是为了建设扩张性日本的自信心而战。

　　三百年来紧缩的日本一跃而为扩张膨胀的日本的大好时机，不在我刻又在何时呢？这对于我们自身来说，也是为了日本国的开放解脱；对周边国家来说，给世界上的顽固主义以一大打击，把发明之荣光注入野蛮的性会······宣战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东洋的永久和平。要确保永久和平，不对大清国进行十二分的愁罚是不可能的……我们之所以与清政府发生战争，是因为大清国反对保有我们的正当权利，国运振兴和国民的向外扩张。

　　这位内阁参事官秉持的无赖逻辑是：自己家房子小人口多住不下，需要寻找新的住处，但身边那个房子宽敞的邻居不肯把房子让出来，这是严重侵害“我们的正当权利”的行为，所以我们要对这个邻居进行“十二分的惩罚”，而惩罚的方式是“发生战争”。

　　一八九五年，战败的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予日本，同时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尽管后来在列强利益关系的制衡下，日本被迫归还了辽东半岛，但中国需要再多赔偿日本白银三千万两，此项赔偿被称之为“败辽费”。——自己的国土竞要从劫惊者那里买回来，这样的逻辑在国际关系史中绝无仅有。

　　二十世纪前后，西方列强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为占据并保护各自的在华利益，他们几乎同时提出了“保护中国”的建议——这显然是坐地分赃的伎俩。看到独霸中国已不可能实现，一八九八年，日本时任首相大隈重信，发表了题为《中国保全论》的演说。 声称中国陷于被瓜分的局面，不在于外来势力过于强大，而是中国内部的腐败和倾轧所致。目前“除了日本，没有哪个国家能保护和扶持引导中国。作为中国的邻国，且人种相近、文字相同，只有日本才有义务 和实力保护中国，拯救中国国民”。

　　一九○○年，大清光绪二十六年，列强们果然一起来“保全”中国了。他们联合入侵并占领京城，大清皇室仓皇出逃，列强们的军队在紫禁城阅兵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抢劫。在对中国入侵和抢劫的八国联军中，第一次加入西方阵营的日本出兵最多、劫掠也最多。日本利用清廷被迫签订的《辛丑条约》，获得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三千一百两白银赔款。有了这笔赔款，日本进行了第一次产业革命，支付了巨额的扩军军费。——两年后，日本陆军总兵力已是甲午战争时的两倍以上;四年后，日本购买并建造了大量战舰，其海军军力一跃成为世界第四。更为严重的是，《辛丑条约》令日本获得了在中国的天津和北京以及华北腹地的驻兵权，其驻军被称为“清国驻屯军”。这就是三十多年后的中日战争为什么爆发于北京卢沟桥的历史原因。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不但无暇顾及中国，且都在战争中削弱了各自的实力。岛国人认为，他们独霸中国的机会终于来了，八月，借口对德宣战，派遣军队从中国山东半岛登陆——此前那里是德国在华的势力范围。日本人占领了济南、青岛和整个胶州湾，使得中国的东海几乎成为日本的内海。

　　这个时候，大隈重信不再提“保全”二字，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及南满、安奉铁路的经营管理期延长为九十九年；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东部的开矿、购地特权，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的不得割让或租借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顾问、中国军械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南昌，南昌至杭州、潮州间的铁路建筑权让给日本；日本有在福建省内修筑铁路、开矿等投资的优先权，等等。这是一个要将整个中国变成日本附属国的要求。大隈重信再次强调，中国是日本的“利益线”，日本成为中国的“保护国”理所当然：“按中国之现状，并无自保之力，外国则除日本外无此资格。盖中国之保全与日本之存在，二者乃不可分离之事实，则只有日本负此责任。“

　　日本内务大臣后藤新平，在其所着《日本膨胀论》一书中，将日本比做一棵“盆栽的公孙树”——公孙树，稀少名贵的木种——具有伟大的品性却生长在花盆里，因而不能伸展枝干。所以，应该“把日本民族从这狭小天地拯救出来，移植于世界的沃野中”，让这棵名木“于广大的地球上繁茂是日本的固有使命”。姑且不论日本是不是一棵“名木”，值得注意的是，后藤新平为“侵略”二字又发明了一个新的替代词：“移植”。

　　确切地说，中国人从没把日本人当洋人看待过。这不仅因为日本人除了说话之外，相貌和体征与中国人差不多；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历来把那个岛国视为一块没有开化的蛮荒之地，只不过秦时从中国过去了几对男女才让岛上有了人烟。自唐开始，中国的国土上就能看见从那个岛国来的人，除了学经的和尚，就是手拿竹棍的浪人，中国人将他们统称为“倭”，将那个岛国称为倭奴国：“倭在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

　　十四世纪，日本人开始在中国沿海以抢掠劫盗为生，中国人对之始称“倭寇”，意为“矮小的强盗”。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入侵持续不断，中国人的排日情绪逐渐高涨，民间不断地发起抵制日货的行动，官方更是把日本视为最阴险的外交对手。出于自身境况的考虑，中国一直采取依赖美英、牵制日本的外交策略。一战结束后，中国北洋政府依靠美英迫使日本交还山东主权，并表示拥护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公约》，希图以此遏止日本打破列强在中国的均势从而攫取更多利益的图谋。

　　面对中国，日本的苦闷源于这样的逻辑：中国很贫穷，日本很强盛；中国人很愚蠢，日本人很聪明；中国人很野蛮，日本人很文明，可中国为什么就是不肯依附日本？作为一个“没有自理自治能力”的国家，与其让西方列强们瓜分，不如成为同属亚洲的日本的一部分。可中国为什么宁可接受西方列强而坚决地抵制日本？

　　一九二一年，几名被派佳欧洲的日本少壮派军官，依第一次世界的大战的经验教训，在莱河畔的巴登温泉订立盟约，约定回国后在军界“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全力推进日本的军国主义国家改造，史称“巴登巴登密约”。参加订立“巴登巴登密约”的军官们，均毕业于日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有时任日本驻瑞士武官永田铁山、日本驻德国武官东条英机、日本驻俄罗斯武官小畑敏四部，还有专程赴欧洲考察的冈村宁次少佐。一年或两年后，他们先后归国，日本名目繁多的法西斯团体随之纷纷成立，这些团体逐渐控制了陆军省、航空部、资源局等要害部门。而那些带头发起组织法西斯团体的青年军官，后来绝大多数成为日本军政首脑人物以及侵华战争中的军事将领：石原莞尔、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

　　也是一九二一年，日本在企图扶持中国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同时，明确表示：“满蒙地区与我国领土相接，对我国防及国民经济生存，关系极为密切。以此两个利益为主，在满蒙地区扶植我之势力，此乃我对满蒙政策之根本。”

　　还是一九二一年，在中国的上海，一个新的政党出现了。这个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在后来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成为抱有最不妥协态度并拥有最顽强意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怀拯救衰弱中国的梦想。尽管两党在政治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在拼死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上不存在分歧——过去是这样、现在依然是这样。

　　一九二一年的中国已深陷军阀混战中。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于一九二四年成立黄埔军校，并开始北伐战争，试图通过北伐结束军阀混战、将中国引向统一和强盛。一九二六年初，为防止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入侵，张作霖通电全国宣布东三省独立，并随之开始全力扩充军队。

　　无论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从战场距离上看与中国的东北地区相距多么遥远，对日本人来说，他们与张作霖一样，依旧认为北伐将对其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构成威胁。

　　一九二三年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不但造成二十四万人伤亡，还给日本经济造成极大重创。经济危机使得执政内阁倒台，新任首相是曾在日俄战争中出任满洲军总司令部作战部参谋的田中义一。这位军人出身的首相上台伊始，便否定西方列强坚持的满洲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的强硬立场立即得到因在中国辽东半岛南部设置“关东州”而得名的关东军的支持。

　　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仍在北伐期间，蒋介石以国民党武汉政府受共产党控制为由，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无论国民党内部矛盾纷争如何激烈，但双方很快在一个政治目标上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必须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清除共产党。国民党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杀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彻底决裂。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分道扬镳,令日本人再次幻想可以趁机从国民党人那里获得对其在东北地区权益的承认。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在田中义一的主持下，日本内阁召开专门讨论中国局势的东方会议，宣称中国目前的混乱局面使得日本的在华权益受到威胁，特别是中国的东北地区关乎日本生命线的安全，因此日本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自卫措施”。会后，田中义一起草奏折，于七月二十五日呈送天皇，明确提出“惟欲征服zhina，必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zhina的侵略国策。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其匹敌。我国欲开拓其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之荣华，特设南满洲铁道会社，藉日支共存荣之美名，而投资于其地之铁道、海运、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产等业达四亿四千余万元。此诚我国同业最雄大之组织也。

　　《田中参折》首先说明，自明治维新以来，凭借与中国“共存只荣”之名，日本已成功地在物产丰富的中国东北地区建立起庞大的殖民机构，南洲铁道会社便是“其中最雄大者”。接着，《田中奏折》阐述了日本应对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的的基本策略，这一政策概括起来就是：占领中国的东北地区，而以发展贸易的“假面具”将日本势力推至全中国,然后利用中国丰厚的资源进军亚洲至全世界：《田中奏折》认为，以前日本在外交中的失误，就是以外交文件的形式以及在列强的压力下承认东北地区是中国领土。这一失误必须纠正，日本复向中国为至全世界宣布，中国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块无主的土地，只有在这样的日本才能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新其大陆。

　　《田中奏折》，这份通篇都在宣扬武装侵略占领别国的军国主义文件，最终成为日本人入侵中国的重要依据和指南。

　　一九二八年，日军为阻止蒋介石北伐，武装侵略济南，制造了“济南惨案”。蒋介石指挥北伐军绕道济南直逼京津，张作霖的北洋政权岌岌可危。日军紧急将山东的一部分兵力派往天津，同时向蒋介石和张作霖发出了武力威胁。张作霖眼见大势已去，决定奉军退回东三省。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五时许，当张作霖乘坐的专列从北京行进至奉天附近的皇姑屯时，伴随着轰然一声巨响，专列被炸翻，身受重伤的张作霖于四个小时后死亡。面对国耻家仇，张学自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电全国，宜布奉军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为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史称“东北易帜”。

　　一九三〇年，日本内阁任命驻沪总领事重光葵代理驻华公使，在他的努力下中日关系逐渐显出回暖征兆。国民政府没能认清日本人的行事逻辑，历史证明，凡是日本政客大谈“改善对华关系”之时，便是日本军人策划对中国更大规模侵略之日。新的逻辑必然又要出台。

　　当时的日本，决定政策和国策的不是政客而是军人。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认为，仅靠表示善意就想在他国扩展本国利益，世界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求得中国方面之善意固属当然，但须首先具有发动本国国力之决心方可。企图在别国扩展本国之国力，而对该国官民仅感之以善意，如此国策，未闻有成功之先例。

　　尽管用“在别国扩展本国之国力”这样的隐晦言词替代了“武装侵略”，但关东军还是明确建议日本内阁对于中国要“断然增兵或派兵”，不必在乎中国人指责这是侵略行为，因为从根本上讲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心悦诚服他国的入侵。

　　1930年末，日军在制订《1931年形势判断》时，就如何解决满洲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决定了三个阶段的实施方案：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基于此，参谋本部对内阁发出的威胁是：“在满洲惹起事端后，政府若不追随，就决心发动军事政变，使满洲问题易于解决。”——“惹起事端”这一措词证明，日军已有在中国东北制造引发战争事端的计划了。（是谁惹起事端？这帽子必定又会扣给中国人，说中国人威胁到了日本人的安全。）

　　一九三一年七月份，关东军参谋本部派出的特务中村震太郎在中国东北进行秘密军事侦查时，被中国军队俘获，审讯后处死。日本方面立即表示，就是中国蔑视日本权益的表现，必须对东北地区实施“保护性占领”。“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我之各项权益。”又一个新名词出台了：保护性占领。

　　一九三一年，日本的经济危机达到高峰。这一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二九年下降了三分之一，对外贸易总额比一九二九年下降了近乎一半。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储备黄金源源外流，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工农业产品价格一路猛跌，中小企业的倒闭如大坝决口，失业与半失业人口将近四百万。一般的规律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发生经济危机时，唯一的解决之道是：猛烈扩充能够带来高额利润的军事工业。一九三一年，日本政府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强力扶持以军事工业为母体的财阀，致使三菱、中岛、川崎等着名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军火制造。

　　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终于发动了。自一九三一年开始，大量向中国东北地区增兵，制造摩擦，首先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保护性占领”。明明是占领了中国的领土，侵犯了中国的权益，日军却需要保护？保护什么？这种离奇的逻辑，让人不思不得其解。然后是14年抗日战争，给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写在最后：日本人的逻辑是有脉络的，从丰臣秀吉开始，到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种奇怪的逻辑是他们的思想指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日本的右翼正常仍然在政治舞台上极有分量，军国主义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不容我们不警惕！